余秋雨：藏书忧

近年来我搬了好几次家，每次搬的时候都引来许多围观的人。家具没有什么好看的，就看那一捆捆递接不完的书。搬前几星期就得请几位学生帮忙，把架子上的书按次序拿下来，扎成一捆捆的。这是个劳累活，有两位学生手上还磨出了水泡。搬的时候采用流水作业，一排人站在楼梯上，一捆捆传递下去。书不像西瓜，可以甩着来，一捆书太重，甩接几次就没有手劲了。摔破一个西瓜不要紧，摔坏了书却叫人心疼。因此，这支小心翼翼的传送队伍确实是很有趣的，难怪人们要围观。
　　我当然称不上什么藏书家。好书自然也有不少，却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和善本。我所满意的是书房里那种以书为壁的庄严气氛。书架直达壁顶，一架架连过去、围起来，造成了一种逼人身心的文化重压。走进书房，就像走进了漫长的历史，鸟瞰着辽阔的世界，游弋于无数闪闪烁烁的智能星痤之间。我突然变得琐小，又突然变得宏大，书房成了一个典仪，操持着生命的盈亏缩胀。
　　一位外国旅游公司的经理来到我的书房，睁大眼睛慢慢地巡视一遍，然后又站在中间凝思良久，终于诚恳地对我说，“真的，我也想搞学问了。”我以为他是说着玩玩的，后来另一位朋友告诉我，这位经理现在果真热心于跑书店，已张罗起了一个很像样子的书房。我想，他也算是一位阅尽世间美景的人了，何以我简陋书房中的杂乱景况，竟能对他产生如此大的冲撞？答案也许是，他突然闻到了由人类的群体才智结晶成的生命芳香。
　　罗曼·罗兰说，任何作家都需要为自己筑造一个心理的单间。书房，正与这个心理单间相对应。一个文人的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书房，是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我的家一度在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度在喧闹的市中心，现在则搬到了西南郊。屋外的情景时时变换，而我则依然故我，因为有这些书的围绕。有时，窗外朔风呼啸，暴雨如注，我便拉上窗帘，坐拥书城，享受人生的大安详。是的，有时我确实想到了古代的隐士和老僧，在石窟和禅房中吞吐着一个精神道场。
　　然而我终究不是隐士和老僧，来访的友人每天络绎不绝。友人中多的是放达之士，一进书房便爬上蹲下，随意翻阅。有的友人一进门就宣布，不是来看我，而是来看书的，要我别理他们，照样工作。这种时候我总是很高兴，就像自己的财富受到了人们的鉴赏。但是，担忧也隐隐在心头升起，怕终于听到那句耳熟的话。那句话还是来了：“这几本我借去了！”
　　我没有学别人，在书房里贴上“恕不借书”的布告。这种防范密守，与我的人生态度相悻。我也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朋友间若有钱物的需要，我一向乐于倾囊。但对于书，我虽口头答应，心中却在嗫嚅。这种心情，大概一切藏书的学人都能体谅。
　　我怕人借书，出于以下三方面的担忧。
　　其一，怕急用的时候遍找无着。
　　自己的书，总或多或少有内容上的潜在记忆。写文章时想起某条资料需要引证，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走向某个书架，把手伸到第几层。然而那本书却不在，这下就慌了手脚，前后左右翻了个遍，直闹得脸红心跳、汗流浃背。文章一旦阻断，远比其他事情的暂停麻烦，因为文思的梳理、文气的酝酿，需要有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甚至稍纵即逝，以后再也连贯不上。有的文章非常紧迫，很可能因几条资料的失落，耽误了刊物的发稿，打乱了出版社的计划。于是只好定下心来，细细回想是谁借走了这几本书。想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这种事大多发生在深夜。
　　借书的朋友有时也很周到，经过反复掂量，拿走几本我“也许用不到”的书。其实文章一旦展开，谁知道用到用不到呢。有时我只好暗自祈祷：但愿最近真的用不到。即如我写这篇文章，几次想起周作人几本文集中有几条关于藏书的材料，可惜这几本文集不知被谁借去了，刚才还找得心急火燎。
　　其二，怕归还时书籍被弄“熟”弄脏。
　　这虽是外在形态的问题，对藏书的人来说却显得相当重要。藏书藏到一定地步，就会对书的整体形式重视起来，不仅封面设计，有时连墨色纸质也会斤斤计较。捧着一本挺展洁净的书，自己的心情也立即变得舒朗。读这样的书，就像与一位头面干净、衣衫整齐的朋友对话，整个气氛回荡着雅洁和高尚。但是，借去还来的书，常常变成卷角弯脊，一派衰相。有时看上去还算干净，却没有了原先的那份挺拔，拿在手上软绵绵、熟沓沓，像被抽去了筋骨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如果书店里还有这本书卖，我准会再去买一本，把“熟”了的那本随手送掉。
　　或问：“你不是也购置远年旧书吗，旧书还讲究得了什么挺拔？”我的回答是：那是历史风尘，旧得有味，旧得合乎章法。我们不能因为古铜鼎绿锈斑剥，把日常器皿也都搞脏。
　　其三，怕借去后彼此忘掉。
我有好些书，多年不见归还，也忘了是谁借的，肯定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坚信借书的朋友不想故意吞没，而是借去后看看放放，或几度转借，连他们也完全遗忘。3年前我去一位朋友家，见他书架上一套《阅微草堂笔记》十分眼熟，取下一看，正是我的书，忘了是什么时候被他借去的。朋友见我看得入神，爽朗地说：“你要看就借去吧，我没什么用。”这位朋友是位极其豁达大方的人，平生绝无占他人便宜的嫌疑；他显然是忘了。那天在场友人不少，包括他的妻子儿女，我怕他尴尬，就笑了一下，把书放回书架。那是一个20年代印的版本，没有大大的价值，我已有了新出的版本，就算默默地送给这位朋友了吧。好在他不在文化界工作，不会看到我的这篇文章。
　　但是，有些失落不归的书是无法补购的了。有人说，身外之物，何必顶真？倡这些书曾经参加了我的精神构建，失落了它们，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就推动了参证。既有约约绰绰的印象，又空虚飘浮得无可凭依，让人好不烦闷。不是个中人很难知道：失书和丢钱完全是两回事。
　　由此我想到了已故的赵景深教授。他藏书甚富，乐于借人，但不管如何亲密，借书必须登记。记得那是一个中学生用的练习本，一一记下何人何时借何书，一目了然。借了一段时间未还，或他自己临时要用，借书者就会收到他的一封信。字迹娟小，言词大方，信封下端一律盖着一个长条蓝色橡皮章，印着他的地址和姓名。
　　还想到了毛泽东警卫员尹荆山的一则回忆。50年代末，毛泽东向黄炎培借取王羲之书贴一本，借期一个月。黄炎培借出后心中忐忑，才一星期就接连不断打电话催问，问是否看完，什么时候还。毛泽东有点生气，整整看了一个月，在最后一天如期归还。黄炎培也真够大胆的，但文人对自己的藏书痴迷若此，并不奇怪。
　　又想起了我的一位朋友，半年前，他竟在报上发表告示，要求借了他书的人能及时归还。我知道他的苦衷，他借书给别人十分慷慨，却是个不记事的马大哈，久而久之突然发现自己的书少了那么多，不知向谁追讨，除了登报别无良策。我见报后不久来到他家，向他表白，我没有借过。他疑惑的目光穿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问了一声“真的？”我不无惶恐，尽管我确实没有借过。
　　我生性怯懦，不知如何向人催书。黄炎培式的勇气，更是一丝无存。有时我也想学学赵景深教授，设一个登记簿，但赵先生是藏书名家，又德高望重，有资格把事情办得如此认真。我算什么呢，区区那一点书，面对亲朋好友，也敢把登记簿递过去？
　　藏书者就这样自得其乐，又担惊受怕地过着日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更大的担忧渐渐从心底升起：我死了之后，这一屋子书将何去何从？
　　这种担忧本来只应属于垂垂老者，但事实是，我身边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学术界朋友已在一个个离去。
　　早在读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就因患尿毒症死去。他本也是个买书迷，身边钱不多，见有好书即便节衣缩食也要弄到手。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夜间书店又不开门，等到星期天又怕书卖完，因此，他总在午休时间冒着炎暑、寒风赶到书店，买回一本就引起全宿舍的羡慕。他死时，家里的一个书架已经相当充盈，但他长年守寡的母亲并不识字，他也没有兄弟姐妹。当时，全班没有一个同学有足够的钱能把这些书买下来，即使有，也不想让那位可怜的母亲伤心。我估计这位母亲会永远地守护着这些书，直至自己生命的终了。照年岁计算，这位母亲已离开人世，那么这一架书到哪里去了呢，这些并不珍贵却让一个青年学子耗尽了心血的书？假设这架书还在，我敢断言，当年同宿舍的同学大多还能记起，哪一本书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买来的，当时引起过何等样的欣喜。这是一截截生命的组接，当买书者的自然生命消逝之后，这些书就成了一种死灰般的存在，或者成了一群可怜的流浪汉。
　　如果说这一架书不足为道，那末，许多博学的老学者逝世的时候，如何处置丰富的藏书确实成了一个苦涩的难题。学问不会遗传，老学者或因受尽了本专业的风波险阻，或伯父子同在一个行当诸多不便，大多没有让自己的子女承袭己业。有的子女在专业上与父亲比较靠近，但在钻研深度上往往不能望其父亲之项背。总而言之，老学者的丰富藏书，对子女未必有用。学者死后，他原来所在大学的图书馆很想把藏书全数购入，但这是图书馆预算外的开支，经费当然不足，派往谈判者既要以行家的姿态向家属说明这些藏书价值不大，又要以同仁的身份劝家属不要让藏书随便流散，以保存永久性的纪念。家属对这些言词大多抱有警惕，背地里悄悄地请了旧书店的收购员前来估价。旧书店收购了他们所需要的书，学校图书馆也就因恼怒而不再登门接洽，余下的书籍最后当作废纸论斤卖掉，学者的遗槁也折腾得不知去向……
　　有的学者因此而下了决心，事先立下遗嘱，死后把藏书全部献给图书馆。但是这些学者并非海内大儒，图书馆不会开设专室集中存放。个人藏书散入大库，哗啦一下就什么踪迹也找不到了。学者无私的情怀十分让人感动，但无可否认，这是学者的第二次死亡。
　　有位教授对着书房反复思量，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最后忽发奇想，决定以自己的余年寻找一个能够完整继承藏书的女婿。这种寻找十分艰苦，同专业的研究生是有的，但人品合意、女儿满意的又是凤毛麟角。教授寻找的，其实是自己第二生命的延续，经历了一系列的悲剧和滑稽，他终于领悟，能谈得上延续的至多是自己写的书；至于藏书，管不得那么多了。
　　写藏书写出如许悲凉，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我觉得，这种悲凉中蕴涵着某种文化品尝。
　　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承传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一个学者，为了构建自我，需要吐纳多少前人的知识，需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时间。苦苦汇聚，死死钻研，筛选爬剔，孜孜？？。这个过程，与买书、读书、藏书的艰辛经历密切对应。书房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双向占有：让你占领世间已有的精神成果，又让这些精神成果占领你。当你渐渐在书房里感到舒心惬意了。也就意味着你在前人和他人面前开始取得了个体自由。越是成熟，书房的精神结构越带有个性，越对社会历史文化具有选择性。再宏大的百科全书、图书集成也代替不了一个成熟学者的书房，原因就在这里。但是，越是如此，这个书房也就越是与学者的生命带有不可离异性。书房的完满构建总在学者的晚年，因此，书房的生命十分短暂。
　　新的一代起来了，他们必须从头来起，先是一本本地购读，一点点地汇聚，然后再一步步地自我构建。单单继承一个书房，就像贴近一个异己的生命，怎么也溶不成一体。历史上有多少人能最终构建起自己的书房呢？社会上多的是随手翻翻的借书者。而少数好不容易走向相对完整的灵魂，随着须发皓然的躯体，快速地在书房中殒灭。历史文化的大浪费，莫过于此了。
　　嗜书如命的中国文人啊，你们的光荣和悲哀，该怎样裁割呢？

贾平凹：好读书

好读书就得受穷。心用在书上，便不投机将广东的服装贩到本市来赚个大价，也不取巧在市东买下肉鸡针注了盐水卖到市西；车架后不会带单位几根铁条几块木板回来做沙发，饭盒里也不捎工地上的水泥来家修个浴池。钱就是那几张没奖金的工资，还得抠着买涨了价的新书，那就只好穿不悦人目的衣衫，吸让别人发呛的劣烟，吃大路菜，骑没铃的车。但小屋里有四架五架书，色彩之斑斓远胜过所有电器，读书读得了一点新知，几日不吃肉满口中仍是余香。手上何必戴那么重的金银，金银是矿，手铐也是矿嘛！都说当今贼多，贼却不偷书，贼便是好贼。他若要来，钥匙在门框上放着，要喝水喝水，要看书看书，抽屉里的作家证中是夹有两张国库券。但贼不拿，说不定能送一条字条：“你比我还穷！”三百年后这字条还真成了高价文物。 　 好读书就别当官。心谋着书，上厕所都尿不净，裤裆老是湿的，哪里还有时间串上级领导的家去联络感情，也没有钱，拿什么去走通关关卡卡？即使当官，有没有整日开会的坐功？签发的文件上能像在新书上写读后感一样随便？谁个要整，要防谁整，能做到喜怒不露于色？何事得方，何事得圆，能控制感情用事？读书人不反对官，但读书人当不了好官，让猫拉车，车就会拉到床下。那么，住楼就住顶层吧，居高却能望远，看戏就坐后排吧，坐后排看不清戏却看得清看戏的人。不要指望有人来送东西，也不烦有人寻麻烦，出门没人见面笑，也免了有朝一日墙倒众人推。 　 好读书必然没个好身体。一是没钱买蜂王浆，用脑过度头发稀落，吃咸菜牙齿好肠胃虚寒；二是没权住大房间，和孩子争一张书桌，心绪浮躁易肝炎；三是没时间，白日上班，晚上熬夜，免了神经衰弱。但读书人上厕所时间长，那不是干肠，是在蹲坑读书，读书人最能忍受老婆的嘟囔，也不是脾性好，是读书入了迷两耳如塞。可怜都是蜘蛛般的体形，都是金鱼似的肿眼，没个倾国倾城貌，只有多愁多病身。读书人的病有读书病的药，药不在《本草》而直接是书，一是得本性酷好之书，二是得急需之书，三是得未见之书。但这药医生常不用，有了病就让住院，住院也好，总算有了囫囵时间读书了。所以，约伙打架，不必寻读书人，那鸡爪似的手没四两力，要欺负也不必对读书人，老虎吃鸡不是山中王。读书人性缓，要急急不了他，心又大，要气气不着，要让读书人死，其实很简单，给他些樟脑丸，因为他们是书虫。 　 说了许多好读书的坏处，当然坏处还多，譬如好读书不是好丈夫，好读书没有好人缘，好读书性古钻。但是，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说到这儿，有人在骂：瞧，这就是读书人的酸劲了，为什么不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呢。真是阿Q精神喽！这骂得好，能骂出个阿Q来，便证明你在读书了，不读书怎么会知道鲁迅先生曾写过个阿Q呢？因此还是好读书着好。

关于读书

读书与借书在读书、借书和藏书的问题上，我总想谈点拙见。尤其读了贾平凹的《好读书》和余秋雨的《藏书忧》两篇文章，感触更深。读书人总喜爱思考，也愿把书读透看懂。好读书人总离不开书，离不开书自然就存在读书、借书和藏书的困扰。读书的朋友大凡都有这样的苦与累：苦的是读不完的书，累的是见书就想买，又读又买简直成了一种癖病。害了这种病的人总欲藏尽天下书而不能拔。继而弄得自己欲读不能，欲藏也不行的尴尬局面。书总想多读，藏书总不能限量。为此，藏书的概念对于读者来说总是狭义而不是广义。广义的藏书对众多读者来说谁也达不到。因此，凡是读者必有几本书所藏。读书总伴着藏书，但藏书究其能藏多少呢?藏书对读书是有益的，而书是浩如烟海的。所以，我觉得藏书不如借书。少量的藏书是应该的，即便是作家也应有借书的好习惯。因为不管是藏书也好，借书也罢，归根结底是为了读书。不过在读书者中不乏有这种现象，有人专买书而不读书。我见过有的人家为能体现豪富又不失其文化尊严而专设书屋，琳琅满目地装点文化，那气息极其地浓烈。然而那些高雅厚实又装帧精美的书籍，主人是从不过目一回的。我也见过工薪阶层的人，整日或闲暇之时总是手不释卷。可见读书人未必能购得起书，购得起书的人未必是真读者。由此看来，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读书者，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才识、有学问的人，只有去图书馆，那里是成才的摇篮。马克思在图书馆的地面上所留下的深深脚印能给今天的读书人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苏联高尔基在社会大学里读了那么多的书，这些书哪一本是这位无产阶级作家本人的呢?作家叶文玲在《我的长生果》这篇散文里详实地述说了她少年处处寻书读的感人经历。伟人毛泽东青年时就嗜书如命，为读到一本有见识的书，不惜翻山越岭，走出韶山冲去借书。直至新中国建立，主席仍派秘书为他借书阅读。书，在读、在记、在思考，读书不动笔墨等于白读；读书不加以品评，学问不会拓宽。图书馆就是为探索的人而提供的知识海洋。只有在这里才能寻找人类需要的宝藏。读书是辛苦的，借阅是辛劳的。只有不停地读，不停地借，才是走向顶点的必由之路。可不掩饰地说：任何一个名家不是如此走过来的。要读书，就得去借书；借书的好处还在于时间的限制和经济的节俭，逼你去读书，读完这本读那本。这既督促又经济的读书方式，何乐而不为呢?愿天下读书人都能理解“书非借不能读也”这句话吧!

也许，我爱读书。很多书我想读，因为我喜欢在书里的世界。
书，一个耐人寻味的东西。也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好读书人不认为这样做是寂寞的，他们会感到自得其乐，不会觉得“寂寞”难耐。这样的读书人读书的滋味“不足为外人道也”。 爱读书就得耐得住清贫。心用在书上，便没有时间谈生意，炒股票。每个月就那么一点养家糊口的工资，还得抠着买涨了价的新书，“那就只好受穷......